编者按：

　　当我们将日历翻回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在滥杀我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刻！战火在中国大地上燃烧，激起了华夏儿女共赴国难的信念。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刘王立明于1923年和刘湛恩结婚，婚后育有两子（刘光升、刘光华）一女（刘光坤），一直从事妇女运动，与刘湛恩一起投入抗日救亡。刘湛恩遇难后，刘王立明变得更加坚强，沉着。她在上海沦陷后，安排保姆带着两个儿子离开上海远赴山东，自己则化妆带着女儿前往香港，一年后，与儿女在重庆团聚。在重庆，刘王立明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她积极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坚决反对内战，并积极投入民主革命运动，被誉为“敢于向当局挑战的女参政员”。此外，她还积极开展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在成都、重庆等地分别举办“女子生产自救合作社”，在重庆李子坝开办“胜利托儿所”，组织了华中妇女节制协会。中华妇女节制会在王立明的率领下，全国各地妇女节制会的成员也是热血沸腾，像王立明那样的一批青年知识妇女积极投身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中。

　　今天，当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时，我们更加怀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们！并向刘王立明等一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仁人志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198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　前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刘王立明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主持追悼会，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致悼词。

　　悼词说，刘王立明同志生于1896年，1916年赴美留学。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她和她的丈夫刘湛恩先生全力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刘湛恩先生遭受日伪特务暗杀后，改姓刘王的王立明同志秉承她丈夫的遗志，赴武汉、重庆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救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抵抗日本侵略，拯救国家民族危亡，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王立明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女性应尽国民的义务与责任，成为战争状态下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命题。于是，她和刘湛恩一起在上海投身救亡运动。

　　1931年9月日军占领满洲后，王立明担任了上海妇女救国大同盟成立大会的主席，并号召妇女抵制日货，支援中国军队。此外，中华妇女节制会也通过收容妇女来积极参与救国运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立明又率领中华妇女节制会人员参加了由何香凝领导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任该会农村妇女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王立明坚持留在沪上，参加了由许广平领导的上海女界难民救济会，为难民救济工作日夜奔忙。

　　中华妇女节制会根据各自的特点，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有的作形势报告，有的唱救亡歌曲，有的演进步戏剧，有的出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有的开展献金运动，募捐援助新四军抗日。同时，王立明还负责主持重庆梅园难民救济所工作。

　　1933年10月，王立明创办《女声》，初为半月刊，后改双月刊。社长王立明，总编辑王伊蔚。每期都有短评，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王立明带头为杂志撰稿，许多知名人士如何香凝、章乃器、柳亚子、沈志远、李平心、林汉达、罗琼、杜君慧等为杂志撰稿。该刊在《两周年纪念号》中写道：“我们当前的任务只有全民族总动员，在大众奋斗中，方能争取真正的自由解放。”并指出“新贤妻良母主义”和狭隘的女权主义都不是妇女大众的出路。该刊曾发表译文《中国妇女在解放区》，还出版了《母亲》、《女学生》、《丈夫》等专号。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12月20日，王立明与刘湛恩、刘良模、陈维姜、李登辉、吴耀宗等28名上海基督教人士联名发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对时局宣言》，指出“我们爱和平，但我们更爱公道；我们不想作无谓的牺牲，但我们也不惜为真理与正义而流血，我们决定尽我们的力量，去作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的后盾”，表达了对救亡运动的呼应和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支持。21日，王立明与史良、沈兹九、胡子婴、陈波儿等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青年会会所举行，大会发出通电和宣言，号召“全国妇女立刻自动地组织起来，贯彻我们的救国主张”。会后，千余人举行了穿越南京路的示威游行。

　　1936年1月28日，上海农工商学及妇女等各界民众，在市商会大礼堂举行四周年纪念大会，到会代表800　余人，公推马相伯、史良、沈钧儒、何香凝、章乃器、王立明、江问渔、洛清华、欧阳予、李公朴等19　人为主席团，姚寿康司仪。散会后，王立明等主席团领导与全体代表八百余人整队出发，步行至庙行镇，公祭无名英雄墓。队伍四人一排，沈钧儒以63　岁高龄走在队伍前列，黄炎培、陶行知也在其列，李公仆临时担任指挥。行列人数一路增加，起先队伍不过五六千人，但是沿途自动加入的民众，为数却很可观，更有许多从远处跑来的农民，快到庙行的时候，估计人数不下1万。公祭时，王立明还和全体人员在无名英雄墓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一二八纪念歌》。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王立明被推选为上海妇女抗日救亡委员会主席，她积极投身于妇女抗日救亡斗争中，尽其所能，积极组织妇女救亡团体，把妇女救亡运动视为最重要的事业并倾入毕生的精力，堪称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抗日救亡斗争的领军人物。

　　1937年７月22日，宋庆龄、何香凝在上海携手创建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宋庆龄任理事，何香凝任主席兼总务组长，俞鸿钧夫人、杜月笙夫人任副主席，王孝英、王立明、陆礼华、沈兹九、吴戴仪、张湘纹、金光楣、古国凤等21人任常务理事。该会明确规定：“以号召妇女团体抗敌以及战时救护慰劳救济工作为宗旨，严正表示要发动妇女和男同胞们共赴国难，一致起来抗战。”理事会制定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简章》，发表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宣言》，计划组织团结各阶级、阶层的妇女，共同为支援祖国抗战而奋斗。

　　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成立后，宋庆龄与何香凝分别通电各省妇女界，呼吁成立各省妇女抗敌后援会。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是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团体，标志着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初步兴起。

　　1937年9月5日，为献金捐物，支援前线，上海妇慰分会首先在全国发起“献金和购买国债”活动。当天，中华妇女节制会总干事王立明献出自己的金镯、钻戒。在何香凝、王立明等妇女组织领导人的带动下，上海各界妇女踊跃献金，购买公债，一个月内，救国公债的认购额就达到2.4亿元，有力地推动了这次救国公债劝募活动。

　　1937年底，由陈鹤琴发起成立上海儿童保育会，旨在救济与教养因战事孤苦无靠的儿童。上海分会负责人是王立明，由刘湛恩和王立明夫妇出资办的儿童保育会的工作是为难童办学。在许多难童学校中，报童学校很具特色，是抗战教育中的一个亮点。

　　刘湛恩、王立明等以儿童保育会名义向赵朴初提议，将慈联会所属各收容所的卖报儿童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慈联会遂将所收容的报童集中在上海河南路天津路口的川康实业银行大楼内的一个收容所中，这里地点适中，交通方便，也比较安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刘王立明拖儿带女离开香港，到达重庆，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又曾以妇女节制会名义在重庆、成都、广元三地举办妇女振济工业社、宜宾湛恩难童教养院，在重庆李子坝开办“胜利托儿所”等慈善机构，抚养来自襄樊等沦陷区的数百名难童，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在重庆，刘王立明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她积极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坚决反对内战。她还积极投入民主革命运动，被誉为“敢于向当局挑战女参政员”。

　　在国民党的参政会议上，刘王立明多次以国民议会参政员身份，一再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驳斥国民党污蔑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言论，痛陈贫民百姓的苦难生活，积极参加宣传抗日活动，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43年9月，陪都重庆大会堂，哨兵林立，戒备森严，座无虚席，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正在这里举行。时值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委总参谋长何应钦在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竭尽诬蔑之能事。

　　这时，刘王立明登台正气凛然地质问何应钦：“你在军事报告中，为何避而不谈八路军及其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却别有用心地制造摩擦，破坏团结，消极抗战！”何应钦被这位女参政员严厉责问得一时无言可答。顿时，中外记者蜂拥而上， CC系特务分子见势立刻群起哄闹搅乱了大会。

　　由于在第三届参政会上支持董必武斥责国民党当局破坏团结抗日，刘王立明被撤消参政员资格。有人劝她“言语要谨慎些，免遭祸事”，她回答说：“大不了坐牢杀头就是了。”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刘王立明在重庆加入该组织。同年10月，当选民盟中央委员。她与李德全、史良等发起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爱国进步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把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和妇女运动结合起来。

　　1944年10月7月，在“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推动下，成都华西坝的华西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五所大学的12个学术团体联合召开国是座谈会，邀请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代表作报告。参加大会的有成都各大学师生及各界人士2000余人。国是座谈会在华西大学召开，大会主席由民协燕大学生会主席刘克林担任，参加座谈会人士的询问提案有百余件，经主席团归纳为七大类：(一)军事问题；(二)贪污问题；(三)经济问题；(四)民主问题；(五)党派问题；(六)教育问题；(七)其他。这些提问都全部在会场内张贴出来，引起了群众的热烈议论。从这些对国民党当局提出的质问中，可以看到如何挽救军事上的失利，如何改革政治和如何实施民主等三大问题，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切和重视的。当天应邀到会的七个参政员是张澜、李璜、刘王立明、吴贻芳、周芃池（周峰池、周通刚）、常燕生（常乃惠）和黄建中。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党派，从各自的立场谈了对国事的看法。关于军事问题，青年党参政员李璜认为中原会战失败是军队的腐败造成的。他认为要打败日本必须改革政治，团结一致，争取盟国援助，尽快成立联合政府。关于政治的改革和民主的实施，是人们普遍关心，也是发言者谈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民盟参政员刘王立明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解决目前的政治问题，要争取民主政治，不是少数人能够办到的，希望知识分子起来响应。青年党参政员常燕生在讲话中提出，真正实行民主，首先得让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三大自由，人民有了自由才能表现力量，才能使民主达到圆满的成功。民盟参政员张澜先生在讲演中指出：“今天提出这样许许多多的问题出来，其实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民主政治问题，就反证今天是不民主的。”他认为“政治腐败，国家危机，都是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结果。今天的国家是党治国家，只有党权而无民权，只有党意而无民意。所以民意不能代表，舆论不能伸张，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官吏，因此法令繁多而纷扰，民不聊生、利归中饱。军队没有不吃空额的，前方如此，后方也如此。所以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团结全国，集中人才，结束一党专政的腐败政治，才能够挽救国家的危局。各党派都有公开合法存在的权力，国共合作，十分必要。”最后他指出，民主政治就是要当权者放弃党治，国家的事，应顺从民意，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联合政府。

　　1945年10月1日至12日，民盟在重庆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设计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国的完整方案，提出召开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等十项主张。大会增选中央委员33人，张澜任民盟中央主席，左舜生任秘书长。

　　此外，刘王立明还积极开展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在成都、重庆分别举办“女子生产自救合作社”，在重庆李子坝开办“胜利托儿所”；组织了华中妇女节制协会，组织广大妇女学习技术，自强、自立。

　　夫唱妇随

　　王立明的丈夫刘湛恩1896年（光绪二十一年） 12月出生，1922年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2年，刘湛恩学成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次年到上海，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部干事，同时在大学里兼课。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部分师生退出圣约翰大学，另行组建光华大学，刘湛恩参与该校的创建，并担任光华大学的校董兼教授。

　　1928年2月， 32岁的刘湛恩接受上海沪江大学校董会的聘请，接替美籍校长魏馥兰（F·J·White），出任沪江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成为中国著名大学学府中最为年青的校长。

　　早在中学时期，刘湛恩就认识了王立明。大学毕业后，他们又在同一时期赴美深造。共同的信仰和志趣，使他们由友谊发展到恋爱关系，学成回国后，二人在上海结婚，婚后生育二子一女，家庭生活美满和谐，是一典型的基督化家庭。

　　小儿子刘光华在《忆父亲生平补充一二事》一文中，如此描述父亲说：“父亲虽自幼被凌迫离乡，成年后，深感此乃神之陶炼，使其作有用之器皿，故对族人的夙怨毫不介怀，倒时常寄款济助家乡父老，并提携族中青年多人在京沪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父亲生活简朴，终年长袍马褂，每日为大学及社会事业忙碌，但晚间必回家与妻儿相伴。”

　　刘湛恩也是一位热心的爱国者，他把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与抗日救亡的爱国事业融合在一起。

　　1934年冬，在上海四川路由刘湛恩、王立明组织的基督教青年会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12月20日，刘良模、陈维姜与刘湛恩、王立明、李登辉、吴耀宗等28名上海基督教人士联名发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对时局宣言》，指出“我们爱和平，但我们更爱公道；我们不想作无谓的牺牲，但我们也不惜为真理与正义而流血，我们决定尽我们的力量，去作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的后盾”，表达了对救亡运动的呼应和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支持。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刘湛恩与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如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等283人联合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要求政府出兵抗战，惩办卖国贼，并给人民以言论与结社自由。他还与上海其它大学校长，如李登辉、何炳松等十余人，联合向上海市长上书，进一步陈述其爱国主张。然后，刘湛恩又同上海基督教界领袖28人联合发表时局宣言，呼吁团结一致，共纾国难，救国于危亡。

　　1936年6月，刘良模组织的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举办了一次民众歌咏大会。他站在高凳上指挥全场5000余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等救亡歌曲，给每个人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刘湛恩、王立明夫妇积极参加了一系列歌咏会。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当抗战烽火从华北燃烧到上海后，刘湛恩全力以赴地支援抗日战争。

　　随着时局的不断恶化，刘湛恩敏感地意识到沪江将难逃厄运，便决定把位于公共租界的城中区商学院作为临时校舍，凡是能离开学校的都离开学校，并开始组织力量转移设备及文书档案。

　　8月12日下午，沪江教授及其家属差不多都走光了，刘湛恩的夫人王立明才带着次子光华、幼女光坤离开校园，刘湛恩偕长子光升同几位自愿的中西教员留校坚守，看护资产。

　　8月13日，停泊在高桥的日本战舰向虬江码头至沪江大学一线猛烈炮轰，配合陆军从公大纱厂出发，抢占了沪江大学。直到夜间十一时左右，刘湛恩才趁着夜色，越过敌人的飞机场，撤离到公共租界的城中区商学院，和组织抢救伤员的王立明会合，夫妻俩完全置生死于度外，保护和转移大量难民，安排食宿和避难场所，全力投入抗日救亡。

　　九一八事变后，刘湛恩在校内外各种集会上，大声疾呼抗日救亡，并利用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等机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号召海外侨胞团结一致，支援国内的反侵略斗争。

　　刘湛恩曾先后邀请冯玉祥将军、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爱国人士到沪江大学演讲，并参与声援东北义勇军等活动。他还在租界地区开设难民收容所，收留难民1600余人；并联合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且被推举为主席。　（下转四版）　　（上接二版）　　南京沦陷后，他又领导组织国际友谊社，代表政府与各国驻沪外交人员联络，向友邦政府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主张，以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被界内人士誉为“在野的外交”。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罪证照片，就是由滞留在南京城里的西方宣教士冒死拍摄后带出，辗转交给刘湛恩保存并设法公布于世的。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汉奸、暴徒横行无忌，暗杀、绑架事件层出不穷。刘湛恩置一己安危于度外，日夜为抗日工作而奔忙。翌年春，日伪酝酿在南京组织傀儡政权，汉奸温宗尧在准备粉墨登场之时，妄图拉刘湛恩落水，担任伪“教育部长”。刘严词拒绝，并晓以大义，劝温悬崖勒马。他还一再劝阻另几个态度暧昧的熟人，保重晚节，万勿事敌。刘的抗日爱国言行被日伪视为眼中钉，他曾多次接到谩骂和威胁恫吓的电话和信件。他还收到一筐注入毒药的水果。这时，不少友人劝他离沪暂避，但他表示留在上海和夫人继续抗日救亡工作。据刘王立明后来回忆说：负责人已所剩无几，沪江大学行政也必须有人主持，决不能临危退离。他曾对他夫人刘王立明说：“我生平教导学生应为祖国献身，自己就应当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你如能带领孩子离开这里，我就无后顾之忧了。”

　　在他们住宅前后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徘徊不去，并多次接到谩骂恫吓的电话。

　　1938年3月的一个晚上，正当全家老小围坐楼下天井窗边时，突然自墙外投入一枚手榴弹，在天井中爆炸，幸未伤人。

　　不久，又收到假名刘湛恩一个老朋友（后查明已故）送来的一毒汁水果篮，并附有一封用英文写就的信函：“自从中日战争开始以来，你的爱国工作，尤其是破坏日本阴谋，使组织不能成立，使我极为钦佩，兹特奉赠水果一篮以表敬意……”当时两家力主抗日的报纸《导报》和《文汇报》也收到了水果篮，报社立即向租界警方报案，警方追踪到王立明夫妇家，取去水果篮化验，查明所有水果中均注有剧毒。

　　1938年4月6日，刘湛恩在上班途中被日伪特务暗杀。刘湛恩之死，激起国人之哀愤与景仰，并助长了国人抗敌之心。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公葬，并明令褒扬。沪江大学一位外籍教授如此概括刘湛恩说：“1.他坚定地信仰神，并能知人善任；2.全身奉献为基督工作；3.在长期的危险中不丧胆； 4.爱心恒久不变； 5.以宽大胸怀对待批评和反对；6.对社会具有舍己之精神；7.对贫困者具有深切的怜悯心肠。”

　　就在遇刺的前两天，刘湛恩还在给中美协进会孟治的信中写道：“我们试图在这里坚守‘精神堡垒’。虽然我们不得不在军事上撤退，但我们必须在文化上坚持下去。”

　　丈夫刘湛恩在上海被日本特务暗杀后，王立明不愧是一名坚强的女性。她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忍住悲痛，沉着机智地安排保姆带着两个儿子离开上海到了山东保姆老家，自己则带着女儿刘光坤辗转前往香港。一年后，刘王立明又将两个儿子接到香港。为纪念丈夫，王立明在自己姓名前冠以“刘”字，以示永久的哀悼与思念。

　　演讲慰问

　　广西学生军来到武汉，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一连半月，叶剑英、张爱萍、聂鹤亭等中共高级将领先后来到抱冰堂，给学生军详尽地讲解抗战的政治军事形势、讲敌情、讲群众工作等问题。聂鹤亭给大家上“游击战术”课，前后讲了16个小时。

　　刘王立明跟随在武汉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史良、王造时和知名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刘清杨、胡愈之、杜重远、马哲民、高崇民、邓初民、沙千里等先后来到蛇山看望慰勉广西学生军。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由他的夫人李德全代表前来，送给学生军每人一盒果脯。盒面印着：“给广西来的民族革命青年——冯玉祥赠。”

　　刘王立明发表了演讲，内容主要是宣讲抗日形势和坚信抗战必胜的道理等。她的演讲谈古论今，旁征博引，雄辩铿锵，有的放矢，幽默诙谐，深受大家欢迎。刘王立明经常说：人不只是光为自己而活着，要为社会做些好事，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才不愧做一辈子人，也才有点人生的意义。所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她鼓励“利他社”成员树立利他精神，为抗战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支援抗日前线，大家精诚团结，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944年10月，刘王立明当选为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与李德全、史良、刘清扬等发起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国民党统治区四川、重庆妇女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积极抗日，支援前线，从事各种爱国民主活动。

　　1944年10月7月，在“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推动下，成都华西坝的华西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五所大学的12个学术团体联合召开国是座谈会，邀请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代表作报告。

　　参加大会的有成都各大学师生及各界人士2000余人。国是座谈会在华西大学召开，大会主席由燕大学生会主席刘克林担任。参加座谈会人士的询问提案有百余件，经主席团归纳为七大类：(一)军事问题；(二)贪污问题；(三)经济问题；(四)民主问题；(五)党派问题；(六)教育问题；(七)其他。这些提问都全部在会场内张贴出来，引起了群众的热烈议论。

　　当天，应邀到会的七个参政员是张澜、李璜、刘王立明、吴贻芳、周芃池（周峰池、周通刚）、常燕生（常乃惠）和黄建中。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党派，从各自的立场谈了对国事的看法。

　　以民盟参政员身份参加会议的刘王立明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解决目前的政治问题，要争取民主政治，不是少数人能够办到的，希望知识分子起来响应，争取民主，一致抗日。

　　1945年2月11日，重庆各界妇女代表举行春节联谊会，刘王立明任会议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史良、刘清扬、曹孟君、罗叔章、胡子婴、张晓梅等百余人，主题为欢迎率桂黔调查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后返渝的李德全等人，同时招待从湘桂流亡来渝的文化界人士。

　　李德全在会上报告黔桂前线作战情况和沿途见闻，指出豫湘桂战役之所以惨败，“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假如能给士兵吃得饱，穿得暖，士兵是可以抗战的。”

　　在南方局妇女组织的推动下，刘王立明等重庆妇女界104人联合署名，于2月13日发表《重庆妇女界对时局的主张》，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黑暗和腐败；呼吁“政府立即邀集各党派及各方人士，举行全国紧急会议，共商国事，成立全国人民的政府，立即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

　　1945年三八妇女节前夕，李德全、刘清扬、史良、刘王立明等人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话，再次表达要为实现民主而斗争到底的决心。《重庆妇女界对时局的主张》发表后，很快传播到昆明，《民主周刊》立即转载，销路激增，影响很大，引起共鸣。

　　参政议政

　　1949年初，刘王立明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代表民盟主席张澜由香港到刚解放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参加国旗、国歌、国徽的确定，并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并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上海出席这次大会的有许广平、胡子婴、江怡、汤桂芬、张启凡、刘王立明、杨美贞、邓康(邓裕志)、陈玉俊以及杜君慧、包仁宝、王一知、雷洁琼、王平、张毓芳、葛嫱月、徐明哲等人。许广平被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刘王立明、雷洁琼、邓康被选为常委。

　　1954年，刘王立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国际妇女会议。

　　1949年1月2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5日，民盟总部自香港迁至北平。图为民盟总部最后一批盟员自香港乘船到达天津。右起：张纪域、杨子恒、罗子为、李伯球、刘王立明、周新民、周鲸文、曾昭抡。

　　民盟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前排左起：李相符、费孝通、刘王立明、张澜、沈钧儒、丘哲、史良；中、后排左起：胡愈之、罗子为、辛志超、叶笃义、章伯钧、周新民、张东荪、楚图南、李文宜、周鲸文、罗隆基。其中叶笃义、罗子为为候补代表。

　　1956年，受毛主席委派，刘王立明率团赴西德不来梅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会上，她介绍了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妇幼福利事业的发展，驳斥了印度代表污蔑中国生产、输出麻醉毒品的谰言，促使大会取消了国民党代表参加会议的资格。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会议结束归来，周恩来总理对她的爱国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1957年，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三年困难时期，有人对她说：“基于来去自愿的原则，你如果想出国，可以提供方便。”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哪里也不去。”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王立明遭受迫害，被关进监狱，受折磨三年零八个月，于1970年4月15日含冤去世，终年74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1981年3月18日，全国政协、民主同盟中央、全国妇联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她举行追悼会。邓颖超、乌兰夫、刘澜涛、李维汉、庄希泉、荣毅仁、胡愈之送了花圈。史良、季方、胡子昂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在京的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全国妇联常委都参加了追悼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主持追悼会，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致悼词。

　　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附记

　　刘王立明，女，字梦梅，小名杨顺，曾用名扩志洁，民国《太湖县志》记载名为王立民。安徽太湖县花园杨铭屋人。

　　刘王立明在《由家庭到社会》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的家是在安徽太湖的东乡，那村有很多大树，青枝秀茂，缘叶荫森，高耸云霄，呈现着一种苍老的气象。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便迁居太湖县城了。先祖父子芬先生业医，医道精明，素有王神仙之称，至今亲友中仍有谓吾及兄弟辈为王神仙之后裔者。先父性喜研究，乐善好施，除读诵中医及佛学等书外，在他案头常发现西洋解剖学本；他的最高志愿便是将中西医学异同之点编成一书，惜好事多磨，书未终卷，而他已先逝……家慈是太湖钜商祝府的姑娘，生性聪慧，教子有方，佐夫事亲，在旧礼教之下，堪称一个模范女子。我的祖母在我出世的时候便已年逾半百，她廿岁便守寡，所以太湖的节孝祠中有她的牌位。我们小时常常围绕她的膝前，听讲西湖的故事，因她曾在杭州住过。她最长纺织，在我十岁以前便谆谆的教导，所以我家内的大布衣服都是我同我的祖母供给的——她纺经线，我纺横线——而她那白发苍苍慈祥的容貌，和那纺织的车声，到如今仍盘桓在我的脑中。祖母享年八十有奇，民国十一年寿终于家宅。我有兄弟三人，长兄名王瑞琛，大弟王瑞琳，小弟王瑞瑚，均已成家立业，现在我们虽是天各一方，然而我们幼时的‘竹马嬉戏’常常使我们作快乐的回忆。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10岁时，刘王立明进太湖福音堂小学读书。民国元年(1912)保送九江儒励书院，5年毕业，留校当教员。同年因考试成绩合格，获奖学金赴美留学。1920年夏，在芝加哥西北大学生物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全身心投入中华妇女节制运动，任国民参政会一、二、三届参政员，中华妇女节制会主席，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建国后，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并参加了五星红旗、国歌、国徽的海选和开国大典。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会上当选常务委员。曾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第一、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

　　中华妇女节制会创立者和领导人，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人士，中国早期妇女运动杰出领袖，著名的国际妇女运动代表；中华女子职业培训创始人，我国最早节制生育运动与建立和谐幸福家庭的倡导者；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坚定的爱国主义者。